评三联新版《管锥编》

——以《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为中心

陈军

《管锥编》有中华书局与北京三联两个版本系统。中华书局于1979年初版后，1982年又出版了《管锥编增订》，1986年再版时将其收入第四册末，1991年又合《管锥编增订》、《增订》之二而成第五册，出版了全五册本。2001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附于全集中的六册繁体精装本（以下简称为初版）。三联初版将所有增订，或依钱先生的指示或依文意插入文中，省却了读者的翻检之劳，解决了增订游离文本的阅读不便。这在《管锥编》的出版史上是一次创新，是惠泽学林的盛举。2007年再次出版了四册繁体本（以下简称新版）。与初版相比，新版调整了部分增订的插入位置，订正了文中少量字讹，改正了一些标点错误。但笔者也发现新版在以上三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本文以《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为中心，对新版上述三方面的得失进行以点带面的论述。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非对钱先生妄加评论，钱先生的一些节省或不规范之处，是当时通行的现象，只是出版社出版时应加以说明，也希望本文能对该书再版能有所帮助。

一、新版增订插入位置的得失

（一）部分增订的插入位置更加合理

初版《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部分共插入74则增订，新版又对其中11则的插入位置进行了调整，以使其更为合理与完善。

1.根据行文结构调整了部分增订的插入位置

如：初版第500页将“增订四”、第508页将“增订三”，插入钱先生所引《史记会注考证》原文与所作按语之间，不当。《管锥编》行文结构一般是先引原文起兴，再加按语，然后再阐发，阐发过程中有时又转入另一相关论题，有着“起承转合”的行文脉络；因而原文与按语之间不宜再插入增订。上述两例疏误在新版中得到了纠正，前者改在了总提性按语之后（见新版第434页第6行，以下省为“p434·6”的形式），后者依文意插入到“不及秦宫一赵高”（p441·16）之后，追溯出引“司马贞之说”入诗的最早源头，甚有理。初版689页“增订四”将“史公所谓‘不爱其躯’”一节，置于按语与阐释语之间，不合逻辑。因为按语与阐释语皆阐明“存亡死生”一词之意，而“增订四”则“转”而阐明“不爱其躯”之意，所以新版将其置于段尾（p598·13），更合理。

2.根据行文前后照应的特点调整了部分增订的插入位置

如：初版498页“增订四”的主旨是说明迷信思想“惜字果报”的源与流，而“惜字果报”在下文才提及，所以新版将其调到段尾（p433·10），以与上文相照应。初版第630页“增订四”中有“人主现身说法，却如出马基亚伟利笔下”一句，颇为突兀，因“马基亚伟利笔下”究竟如何，是在下文才交待的，新版将其调到马基亚伟利名言之后（p544·12），避免了这种照应不周。类似的还有：初版695页“增订三”中“晏子谏葬狗事”、初版699页“增订三”中“盖遥承阮孝绪旧说”之句、初版711页“增订四”中“取譬均同禅人之言‘蜂子’或‘蝇子’之投窗纸”之句，上文均无交待；新版将他们分别调到“晏子谏葬狗事”（p603·18）、阮孝绪《七录序》引文（p607·5）、“卿用卿法耳”之后（p617·5），以与上文照应勾连，甚为合理。新版将初版第607页的“增订三”分开成前后两节，分别插入文中，尤具见识：前节言方文之诗“亦如赵翼、孙原湘等诗意”，因而紧跟赵翼、孙原湘诗后（p525·6），顺畅自然；而后节主旨是追溯“爱升欢坠”之语源，所以接“爱升欢坠，真如转烛翻饼”之后（p526·6），顺理成章。

（二）新版有些增订的插入位置仍有不当

1.将增订插入原文完整语句之内，割裂了文意

一般情况下，增订不宜插入原文完整语句之内（按一定顺序排列的多个分句组成的复句除外），以避免割裂语脉及文意。如新版第622页竟将“增订三”插入钱先生所引《升庵文集》的一段完整原文之内，显然不当；从逻辑上来讲也不妥，因为“增订三”的主旨是讲《难经》中的“然”字之义完全不同于上文的“辞让而对”，而是表示“首肯所问”，行文转入了另一层意思，宜增入“正‘唯唯’而接以‘否否’矣”（p623·7）之后。再如第536页“增订四”所引“十八世纪意大利名著”一节，应置于蒙田引文（p536·8）之后为宜：一是可避免将原文一句整话拆开，二是蒙田为十六世纪人，按时代顺序应置于增订的“十八世纪意大利名著”一节之前。又如第565页沿袭初版将“增订三”（连带“增订四”）插入一个比喻句内，割断了本体与喻体的关系，不当；宜插入“而及其醒则畏谢不敏矣”之后。

2.没有理清文章思路，仅据表象插入

如：第471页“增订三”一节的插入位置还不如初版合理。钱先生此则札记是按照析言之则“物怪”与“鬼神”异类，浑言之则“物”、“鬼”、“神”相通的思路来论述的，而“增订三”恰是论证前者。初版让“增订三”之后衍接“观《太平广记》分门即知”（旧版第543页第17行）一句也很自然，因为笔者检《太平广记》发现其正是按照“神”、“鬼”、“妖怪”、“精怪”等来分门别类的（参见李昉编《太平广记》卷291—373，文津阁四库全书本第348册）。又如第543页“增订四”所引“余所引古罗马史家语，蒙田文中亦征援及之”一节宜置于“似更鞭辟入里”之后，新版此增订割裂了与后文的联系，导致“此言”指代不明，不知是代古罗马史家语，还是代蒙田语；另外“余所引古罗马史家语”一节带有事后追述意味，不宜紧跟“古罗马史家语”之后。

新版第603页“增订三”还有一处因袭初版第695页的排印疏误，即“与《左传》昭公一九年”中“一九年”为“二九年”之误（参见《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01页），而中华书局版无误（见《管锥编增订》，中华书局1982年第32页）。

总之，增订的插入位置除依钱先生的指引之外，笔者认为细味增订内容，找准与原文照应勾连之处是前提；细读文本，理清行文“起承转合”的内在理路是关键。

二、新版字句订正方面的得失

（一）新版订正了初版的少量字讹

如：初版第544页第5行因袭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89页第9行将“李少君”误为“李少卿”，新版正之（p472·5）。初版第694页第2行“国且危亡，且于旦暮”第二个“且”字为“在”字之误，新版正之（p602·2）。

（二）新版在引用《史记会注考证》方面还存在较多疏误

笔者将《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与《史记会注考证》对勘时，发现了新版引文仍存不少因袭初版及中华书局版而来的疏误。

1.引文有脱、衍

脱文如：新版第422页第15行，“侯”后脱“毐”，“玺”后脱“及太后玺”四字（参见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第422页，以下省为“《考证》p422”的形式）；“破釜甑”（p444·1）后脱“烧庐舍”三字（《考证》p550）；等等共15例（需详尽例证者可与笔者联系）。衍文如：“将军旦日早幸临”（p557·9），“幸”字衍（《考证》p4444）；“相”（p557·12）字衍（《考证》p4450）、“酒”（p615·5）字衍（《考证》p5166），等等共3例。

2.引文将通假字改成了本字或引文有字讹、倒文

将通假字改成本字的如：“早”（p557·9）本作“蚤（《考证》p4444）、“飞”（p596·7）本作“蜚”（《考证》p4975），等等共10例。引文字讹如：“讹”（p426·14）本作“伪”（《考证》p454）、“已”（p491·6）本作“巳”（《考证》p3129），等等共6例。倒文如：“毋敢”（p481·6）本作“敢毋”（《考证》p2968）；“滥诡”（p585·2）本作“诡滥”（《考证》p4761）；等等共6例。

3.引文有增删并省

引文有不少增删并省（不宜归于脱、衍类）。这些增删并省有些并不影响对文意的理解，仅是引文欠规范；有些则会对理解文意造成偏差，读者不可不察。

（1）引文有增删未加标示。如：引文“轶事时见于他说，余择其言尤雅者”（p417·17）就有增删脱衍，原文为“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心知其意……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考证》p141）。又如：“李少君能使物却老”（p470·25），原文为“少君者……常自谓七十，能使物却老”（《考证》p1946），可见引文有增删，当改为“（李）少君……能使物却老”。类似例子还有：“邹阳乃从狱中上书”（p522·21），“邹阳”后省去11字应加省略号（《考证》p3821）；“主父偃曰：‘我阨日久矣’”（p572·8），当改作“主父（偃）曰：‘……我阨日久矣’”（《考证》p4637）；等等共6例。以上增删并省不会影响对文意的理解，但以下几例则不然。如：“《集解》云：‘魄然，安定意也’”（p420·6），注文并非裴骃本人话语，引文省去了“马融曰”，因而当改作“《集解》引马融曰”（《考证》p250）；“《集解》：‘多轻易之行也’”（p556·2），当改为“《集解》引张晏云”（《考证》p4433）；“《集解》：‘厕谓床边，一云溷厕也’”（p588·1），当改成“《集解》引如淳曰”（《考证》p4867）。另：“洞胸过腋，共承必字”（p580·8），原文为“决裂兽眥也，与洞胸达腋相连，共承必字也’（《考证》p4719），引文有省略则“共”字语意不明。

（2）引文有合并未加说明。如：《集解》：“‘如淳曰：知雄守雌……；不尚贤，绝圣弃智也’”（p620·8），“不尚贤，绝圣弃智也”一节，本是《索隐》所引（《考证》p5189），钱先生因其同为如淳所注而合于《集解》下，当分开标示。“辕固生曰：‘不然！必若所云……非耶’”（p590·1），此句也非原文，而为辕固生两句与黄生往返论争之语的合并（《考证》p4896）。类似疏误还有如：“如淳、司马贞等注：‘布于民间也；……以其利于民也；钱本名泉，……以其利于人也。’”（p610·19）钱先生此处将如淳、司马贞两人注解合并在一起，且有省略，不知注语所属何人。其实，“以其利于民也”之前是《集解》所引如淳两处注文的合并；之后则是司马贞《索隐》自注的删节（《考证》p2057），等等。

另外，引“项王谢乌江亭长”（p454·18）云云一节，检《史记会注考证》无此原文，当为钱先生意会之语，属间接引语，无需加引号。

4.引文其他方面的疏误

（1）引文句读之疏。引文有改变原文句读而未加说明的，如：“将欲攻蕲年宫为乱，王知之”（p422·16），原文“乱”后句绝，“王知之”属下句（《考证》p423）。“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p612·17），原文“变”后句绝（《考证》p5147），等等。

（2）引文段落排列顺序偶有失检。《管锥编》行文是按照《史记会注考证》原文依次节取语句阐发观点的，但引文段落排列顺序也偶有失检之处。如：“薄姬曰”（p486·21）一节当调至“陈皇后挟妇人媚道”（p483·5）一节之前（参见《考证》p2972、2984）；“而白圭乐观时变”（p612·17）一节，应调到“白圭曰：“吾治生产”（p612·5）一节之前（参见《考证》p5148）；等等共4例。

对于文献引用的诸多疏误，笔者通过研读钱先生手稿（《容安馆札记》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后认为有不少应是中华书局初版时排印校对所致。例如在15例脱文中，手稿有6例正确，有7例不见；仅2例证明有脱文，即：“莫”（《容安馆札记》第2433页）后脱“得”（《考证》p490），“董份曰”（《容安馆札记》第2434页）后脱“当时鸿门之宴”六字（《考证》p565）。将通假字改成本字的10例中，手稿有2例正确，2例改之，6例不见；等等。

三、新版标点订正之得失

（一）新版订正了初版中一些较为明显的标点疏误。如初版第599页第1行“乃”字前的单引号应置于“曰”字后，新版正之（p517·1）。初版671页16行“贾辛邑也”后的顿号应为句号，新版正之（p581·17）。初版718页第19行英文句号应为中文句号，新版正之（p618·25）。初版第659页第14行“孙吴兵法”后缺双引号，新版补之（p570·13）。初版第663页第1行“考证”后缺冒号，新版补之（p574·1）。

（二）新版标点符号仍有不少疏误

新版沿袭初版及中华书局版，标点尚有较多疏误。这些疏误或因排印所致，或因钱先生的疏忽所致（最初手稿仅有极为简单的“读号”，参见《容安馆札记》第2429——2459页），也有成书年代较早、成书历时较长而标点符号的使用规范也屡有变易的客观原因。对此，我们不能深责。新版标点的疏误主集中在顿号、括号、引号及引号前后附属点号的使用上。

1.顿号使用的疏误

（1）非并列词语间使用了顿号。如第439页第21行所引“箑、扇也”，此为判断句式，顿号应改成逗号。这类疏误在书中较普遍，如：436页第22行、440页第16行，等等共37例。将上述顿号改成逗号后，句子内的其他标点有些也应随之改变，如“邹诞解云：‘滑、乱也，稽、同也。……”（p510·2），将顿号改成逗号后，原句逗号也应改成分号或句号。当然，类似句形的标点书中也偶有使用正确的，如“‘翣’，扇也”（p440·4）、“邮，过也”（p602·5）等。在其他非并列关系词语间，甚至是分句间也有误用了顿号的，如：“盖医以不见信，乃至自托巫之容、以售医之术”（p554·24），顿号前后短语表因果，当改为逗号。再如：“按《后汉书•刘玄传》记更始‘日夜与妇人饮燕后庭’、‘韩夫人尤嗜酒，每侍饮’”（p534·6），两句间是总分关系，应改顿号为逗号。又如第521页第8行起连续七句引语皆为楚庄王、司马子反的对答，中间不存在并列关系，可皆用逗号。

（2）顿号使用的其他疏误。第一、并列引用成分之间是否需用顿号，目前学界尚有争议，但在同一书中应力求统一。此种情形书中多数用了顿号，如：“即‘无乎不在’、‘一察自好’、‘一致百虑’、‘有省不省’之旨也”（p619·17），等等；但也有些没用，如：“当代社会人类学家谓人主‘神诡’‘隐匿’‘不许近’”（p436·23）、“马历举‘以千五百户封……’‘以千三百户封……’等”（p449·22）。笔者主张并列引用成分之间皆应打顿号，因为引号属于标号，而非句中点号，不兼有顿号的功能。第二、多层次并列词语间的顿号使用疏误。据标点符号的使用规则，不同层次的并列词语间不能全用顿号，以免造成词意紊乱。（参见苏培成《标点符号实用手册》，语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68页）如第624页第1行引文：“钱大昕曰：‘案《太史公》以官名书，桓谭、《汉•志》、《后汉•范升传》、《杨终传》俱称《太史公》’”，本句涉及三个层次的并列，即人名与书之篇目名并列、两本书的不同篇目名并列、同一本书的不同篇目名并列，不宜皆用顿号以致句意不明、层次不清，宜改成：“钱大昕曰：‘案《太史公》以官名书，桓谭，《汉•志》、《后汉•范升传》和《杨终传》俱称《太史公》。”又如第612页第5行引文：“白圭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伊尹”与“吕尚”，“孙”与“吴”属于最小层次的并列关系，所以此句标点当改为：“白圭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

2.括号使用的疏误

（1）句外括号前后标点不当。句外括号因其标示的是对整个句子的注释，所以其应放在句末点号之后，括号内视情况使用相应标点，但其后不能再用标点。如第457页第10行：按宋人《昭灵夫人祠》诗云：“……暮年无骨葬昭灵！”（吕居仁《紫微诗话》引晁伯宇载之诗……此从《能改斋漫録》卷六订释）。括号里的内容注释全句，是句外括号，句号应移到括号内（如括号内不成句子则应将句号去掉）。类似例子还有：第415页第9行、第442页第13行，等共5例。

（2）将句外括号误成了句内括号。如第437页第8行：李翱《吏部侍郎韩公行状》云：“……听其出入，则势轻’”（《全唐文》卷六三九）。括号属句外括号，因括号内容注释全句，钱先生误成了句内括号，当去掉括号外句号，且于“则势轻”后加句号。类似例子还有如：第445页第13行、第525页第5行，等等共26例。

（3）句内括号位置不当。句内括号要紧跟被注释的词语或分句，如第459页第11行引《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云：“即告其人曰：‘死！不治！’……此不当医治”（旧读于“医”字绝句，以“治”字下属“法曰”，兹从泷川说）。括号属句内括号，因注释内容是补充说明“此不当医治”这一分句句读的，因而括号当置于“医治”一词之后，后引号之前。类似疏误还有如：第472页18行有云：《日知録》卷三○、《陔余丛考》卷三五、《茶香室丛钞》卷一六考汉魏时泰山治鬼之说，已得涯略（吴锡麒《有正味斋骈体文》卷一五《游泰山记》全本《日知録》）。括号内注释仅为补充说明“《日知录》”的，是句内括号，应紧跟“《日知录》”。

3.引号及其前后点号使用的疏误

（1）引文末尾点号位置不当

①引文独立且完整时，句末点号应放在引号内。如第450页第11行：“范增起，出，召项庄谓曰：‘君王为人不忍’。”范增之语，独立且完整，句号应置于后单引号之内。书中类似疏误颇多，句号宜置于后单引号之内的有：第486页第21行、第490页第4行，等等共19例；句号宜置于后双引号之内的有：第454页第12行、第460页第7行，等等共14例。

②引文若不独立，只是充担句子成分（包括充担并列分句、解说分句等）；或者引文不完整，引文之后的点号（问号、叹号除外）要视情况或置于引号之后或去掉或改成其他相应标点。这又可略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是引文充担单句的句子成分而失去独立性。如：余观《谷梁传》僖公元年，“公子友谓莒挐曰：‘……士卒何罪！’屏去左右而相搏。”（p453·19）引文作“观”之宾语而失去独立性因而句号应置于引号外，类似的还有：第480页第4行、第501页第2行，等等共14例。

第二是引文充担并列分句而失去独立性。为了使说理通透圆融，钱先生行文常引用诗句、文句作分句（有二至十几句不等）排比成长句。这些诗文语句因作分句而取消了句子的独立性，所以分句间皆用分号，最后一分句的句末点号因其同样不具备独立性，所以应标在引号外（句末点号为感叹号、问号时可以保留在引号内，但同样应于引号外加句号）。在上述情形中，书中句末点号的位置极不统一。如以下两例：如徐陵……《为护军长史王质移文》：“……弥验苏子”；《周书•杜杲传》杲谓徐陵曰：“……则彼此危矣”；邵雍……《利害吟》：“……坐而利之。”（p514·12）耶律楚材……《戏陈秀玉•序》：“……为‘昧心居士’”；《元史•彻里帖木儿传》讥……曰：“可谓过河拆桥者矣！”；高文秀《黑旋风》第三折：“你顺水推船，我过河拔桥”。（p445·12）前一例，句号置于了引号内；后一例，又置于引号外。颇无定准。形如上述情形，句末点号位置需作修改的还有：第445页第22行、第506页第1行，等等共50处。

第三是引文作解说复句的分句而失去独立性。每小则札记，钱先生一般是以引例句、《集解》、《索隐》和《考证》或者只引例句与后三者中之一、二的方式来起兴行文。例句与后者间多用分号隔开，构成解说复句；如上段所述，这些分句皆缺乏独立性，最后的点号也应置于引号外。但书中也不统一，如：“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集解》：“魄然，安定意也”；《考证》：“魄然，状其声也。”（p420·6）“邹阳乃从狱中上书”云云；《考证》：“真德秀曰：‘……而文亦浸趋于偶俪’”。（p522·22）两例句句号分别置于了引号内与外。类似需修改句末点号的解说复句书中还有如：第426页第15行、第431页第8行，等等共35例。

（2）引号残缺

主表现为上下引号不配套。如：“传曰：‘法后王”（p427·8），“法后王”缺后单引号；“太史公曰：‘……宜乎哉！”，“宜乎哉！”（p491·10）后缺后单引号；“情之所不必至”（p582·22）缺前引号。又如“所记而已”（p420·2）后缺双引号，这是排校之误，中华书局版则于“而已”后有双引号而缺单引号（参见《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版第253页）。

（3）引号前后标点重赘

如：“‘绝利一源。’；”（p502·18），此为分句，句号多余。类似的还有：第507页第5行句号多余、第524页6行分号多余，等等。

文中还有些其他标点的疏误，如第541第10行双引号后缺分号、第558页第23行分句中出现了两个句末点号、第590页第1行省略号多余等等，皆较为偶然，兹不赘述。

以上所论虽仅以《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为中心，但笔者认为整部新版《管锥篇》都存在以上三方面的得失。略陈拙见，希能给读者阅读《管锥编》或出版社再版该书提供一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