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三曹游仙诗研究论辩述要

唐建

游仙诗在三曹的诗作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对三曹游仙诗的研究应是三曹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在20世纪70年代前，学术界对三曹游仙诗的研究尚未给予足够重视，只有少数学者在一些论著中偶尔谈到。就曹操的游仙诗而论，大多认为是消极的。20世纪60年代影响很大的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1]就给曹操游仙诗以较低评价，认为曹操的游仙诗不仅有游仙意识，还有宿命思想，而且“在思想和艺术上都不足取”。刘大杰也认为：曹操、曹植的游仙诗都糅杂着浓厚的道家迷信观念，表现出悲叹人生无常、追求神仙幻境的消极思想”^[2]。这可看作是20世纪70年代前对曹操游仙诗评价的代表。

20世纪70年代前，论及曹植游仙诗的也不多，但观点则与论及曹操游仙诗的说法有明显不同，除刘大杰外，大多认为含有积极因素。沈达材在《建安文学概论》^[3]中考察曹植的思想，认为曹植根本就不相信神话，但他受到曹丕集团的迫害，处于恐怖惊骇的世界，过的是痛苦艰危的生活，因此，曹植在游仙诗中所描绘的美满世界就是对诗人无聊的安慰，也表现了诗人的一种对现实生活的反抗精神。李宝钧也认为曹植的游仙诗与一般的游仙诗不同。曹植对神仙长寿之说是根本否定的，他之所以写作游仙诗，是因为其壮志受挫，生活毫无自由，在现实中感到压抑而无法摆脱，就只有在游仙诗中，通过幻想，到另一个世界去寻找自由，借升天凌云来发泄苦闷。从这个角度说，曹植的游仙诗富有否定黑暗现实，追求自由理想的意义^[4]。

只有朱光潜在20世纪40年代对曹植的游仙诗持有另说。朱光潜认为，在三曹的游仙诗中，曹植的创作数量最多。曹植不相信神仙，他写游仙诗只是“为文而文”，他“觉得游仙这个母题有趣，于是写来写去，不觉连篇累牍，有如莎士比亚写商籁。他所表现的与其说是切身的情感，无宁说是想象的情境。”^[5]朱光潜的意思是，曹植的游仙诗只不过是一种想象情境的描绘，并不寄寓什么情感。朱光潜的说法倒是十分新颖，但要说曹植的游仙诗没有个人情感寄寓其中，似乎难以让人相信，所以，当时并没有学者予以响应。

曹丕的游仙诗，只有一首《折杨柳行》，20世纪70年代以前，未见论及者。

以上所述是20世纪70年代前研究三曹游仙诗的大致情况。由此可见，都还是些零星而不系统的论述。到了80年代，以陈飞之、何若熊的《曹操的游仙诗》为标志，才开始了对三曹游仙诗的专门研究，学术界也由此展开了较为激烈的论辩。

关于曹操的游仙诗，主要有三种观点：肯定说、二分说、侑酒说。

肯定说  这首先是陈飞之、何若熊提出来的。他们从三个方面对曹操游仙诗进行了肯定：第一，曹操把自己没有能够实现的全国统一的社会理想，凝结在游仙诗所描写的幻境当中，借以抒发自己向往到广阔田地里任意翱翔的巨大情怀，这类诗实质上是求贤诗的曲折反映；第二，曹操的游仙诗中，具有他自己的个性特征和特有的艺术风格；第三，曹操游仙诗中表现出来的主导思想，基本上是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6]。

二分说  持这种说法的学者认为，曹操的游仙诗有一定积极意义，但也存在某些消极因素。葛晓音在《八代诗史》^[7]中对曹操游仙诗的主要代表作《气出唱》《秋胡行》等作了具体分析，认为《气出唱》反映了曹操思想中荒诞的一面，而《秋胡行》“最终还是否定了‘泛泛放逸’的消极意念”。可见，“曹操对于神仙之说的态度比较复杂”。因此，对曹操的游仙诗既不能一笔抹杀，也不能评价过高。

侑酒说  20世纪期间，只看到徐公持主张这一说法。徐公持认为：曹操的游仙诗说不上有多少积极意义，也不能遽然划入消极作品一类，他“主要是为了用于宴饮侑酒场合而创作的，其实质不过是‘以为调笑’之资而已”^[8]。

关于曹植的游仙诗，主要有三种观点：肯定说、否定说、二分说。

肯定说  这可以陈飞之为代表，他对曹植的游仙诗也是十分推崇的。他在《应该正确评价曹植的游仙诗》^[9]一文中，首先认为曹植的游仙诗不是逃避现实，而是社会现实的产物，诗中“有一种向往徘徊天上、转日回天的积极进取精神”，这是一种“极为鼓舞人心的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此外，王钟陵也以“大量的篇章，恢廓的境界，绚丽的景象，含婉的抒怀”来肯定曹植对游仙诗的贡献，认为是曹植确立了游仙诗作为魏晋诗歌之一大宗的显著地位^[10]。陈飞之与王钟陵对曹植游仙诗评价之高，是从未有过的。

否定说  陈飞之《应该正确评价曹植的游仙诗》一文发表之后，张士骢撰文提出不同意见。张士骢在《关于游仙诗的渊源及其他——与陈飞之同志商榷》^[11]一文中，通过对曹植《赠白马王彪》中“松子久吾欺”的辨析，认为曹植从不相信神仙到相信神仙，再翻然悔悟不信神仙，思想发展形成“之”字形，游仙诗都是曹植的前期作品，他最后不相信神仙时，就再也不作游仙诗了。因此，曹植的游仙诗正是他早年信奉长生之道的反映，与道家澹泊无为的避世思想是一致的，在曹植游仙诗的诗句中找不到他对人间功业的执着追求，表现出明显的消极思想。

二分说  20世纪80年代主张此说者较多，张平的《有关曹植游仙诗的几个问题》^[12]是主要代表。张文认为：曹植的游仙诗既有消极成分也有积极因素。像《远游篇》《升天行·扶桑之所出》这样的作品就透露了诗人对现实的强烈不满，表现了诗人不懈的追求理想的精神。但是，其他一些诗作也反映了诗人借助道家神仙之说以超脱尘世的消极情绪，表现出他逃避现实的思想。钟优民、葛晓音等学者也都赞同这种“二分说”。

关于曹丕的游仙诗，基本上只有“肯定说”这一种说法。张士骢在《关于游仙诗的渊源及其他——与陈飞之同志商榷》一文中，明确指出：曹丕是不相信神仙的，他唯一的一篇游仙诗《折杨柳行》是以游仙诗的形式批判游仙迷信，表现出诗人坚持儒家“不语怪力乱神”的“圣道”。

到了20世纪90年代，陈飞之又发表《再论曹植的游仙诗》^[13]一文，对张士骢、张平提出的商榷意见作了有针对性的辩驳，陈文从文学渊源、指导思想、艺术寄托等方面阐述自己的观点，认为曹植的游仙诗主要源于《楚辞》和楚巫文化，其指导思想是汉魏名理学，其艺术寄托包含暗示性、意向性、反衬性、比拟性等多种方式，从而再次对曹植的游仙诗表示肯定。其他学者的意见或肯定、或否定，与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的观点大同小异。但值得注意的是贺秀明在《曹操与曹植游仙诗的异同》^[14]一文。贺文运用比较的方法，具体分析了曹操、曹植游仙诗的异同，特别是对“异”的方面的分析，颇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对深入揭示二曹游仙诗的内涵，进一步开掘二曹游仙诗的研究领域是比较有益的。

游仙诗是三曹，尤其是曹操、曹植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学术研究范围尚未进一步扩展，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三曹游仙诗的研究只是处于一种不系统的研究范围。80年代后，学术界加强了对三曹游仙诗的研究。其中，既有对三曹游仙诗思想内容的挖掘，也有对其艺术表现形式的分析；既探讨了三曹游仙诗对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巫文化的继承，也论述了三曹对游仙诗题材的开拓以及对后世诗歌的影响；既有对曹操或曹植游仙诗的单向深入剖析，也有用比较的方法分析他们游仙诗作的异同。应该说，20世纪80年代后的三曹游仙诗学术论辩是有益的，它不但促进了研究范围的扩展、研究方法的优化，而且也使研究者的学术观念进一步更新，整体素质进一步提高。

参考文献

[1]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2]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3]沈达材《建安文学概论》，朴杜，1932年版

[4]李宝钧《曹氏父子与建安文学》，中华书局，1962年版。

[5]朱光潜《游仙诗》，《文学杂志》第3卷第4期，1948年。

[6]陈飞之、何若熊《曹操的游仙诗》，《学术月刊》1980年第5期。

[7]葛晓音《八代诗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8]徐公持《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9]陈飞之《应该正确评价曹植的游仙诗》，《文学评论》1984年第1期。

[10]王钟陵《中国中古诗歌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11]张土骢《关于游仙诗的渊源及其他——与陈飞之同志商榷》，《文学评论》1987年第6期。

[12]张平《有关曹植游仙诗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1987年第6期。

[13]陈飞之《再论曹植的游仙诗》，《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14]贺秀明《曹操与曹植游仙诗的异同》，《中州学刊》199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