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建安风骨”研究论辩述要

唐建

自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风骨”概念之后，钟嵘在《诗品》中提出了“建安风力”，陈子昂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提出“汉魏风骨”，严羽又在《沧浪诗话·诗评》中认为“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于是，当人们论及建安诗歌时，几乎没有不提到“建安风骨”的。尽管“建安风骨”一词从古到今一直沿用，但究竟什么是“建安风骨”，却见仁见智，聚讼纷纭。在20世纪，这个问题更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以至成为建安诗歌研究的热门话题。围绕“建安风骨”的讨论，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初到20世纪40年代，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第四个阶段是20世纪的90年代。

第一个阶段，最早对“建安风骨”作出解释的是黄侃，他在《文心雕龙札记》^[1]中说：“风即文意，骨即文辞，……风骨之名，比也；意辞之实，所比也。”他认为，刘勰的意思就是用“风”喻“文意”，用“骨”喻“文辞”。

见解与黄侃不同的主要有两家，一个是杨即墨，一个是朱恕之。杨即墨把“风骨”看作是一篇作品的中心^[2]；朱恕之则认为“骨”指的是“情志”与“事义”，“风”指的是“文气”；“情志”与“事义”的表达，有赖于“文气”^[3]。

“建安风骨”的讨论在这个阶段是萌芽期，相较而言，以黄侃的说法较有影响，对以后的讨论有开创之功。

第二个阶段，学术界的讨论比较热烈，总体上看，大致有五种说法：风意骨辞说、形式内容说、内容形式综合说、内容说、风格说。

风意骨辞说  这种看法基本承袭黄侃的观点，但又有所补充、有所发展。范文澜同意黄侃“风即文意，骨即文辞”的说法。但又对黄侃的“骨”“辞”之说，作了进一步推明：“辞之端直者谓之辞，而肥辞繁杂亦谓之辞；惟前者始得文辞之称，肥辞不与焉。”^[4]继范文澜之后，陆侃如又在《<文心雕龙>术语用法举例》^[5]一文中，对黄侃之说再作补充，他认为：黄侃的说法不够圆满，从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常把“风骨”与“辞采”并举，可以看出，“骨”并不指一切文辞，而是指“辞之端直者”，“骨”代表了刘勰对辞的最高要求。

黄侃首先提出的“风意骨辞说”，经过范文澜的推明和陆侃如的补充，在理论上得到了进一步深化。

形式内容说  主张此说者虽然不多，但与“风意骨辞说”却是鲜明对立，因此格外引人注目，其主要代表是舒直。舒直在《略谈刘勰的“风骨”论》^[6]一文中，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出发，认为“风”就是指文章的形式，“骨”则指文章的内容，内容决定形式，因此，“骨”是决定“风”的。此说理据未必能使人信服，但它独辟路径，另创新说，倒有助于“建安风骨”论辩的深入。因此，舒直此文发表之后，在报刊杂志上陆续登载了多篇关于“建安风骨”的文章，不少学者参与了这场论辩。

内容形式综合说  继舒直之后，王达津发表《试说刘勰论“风骨”》^[7]一文，又提出了与以上两种说法不同的观点。王达津认为，内容与形式不可分割，因此，提出了“‘风骨’既是形式也是内容”的说法，认为“在心为气志，发言就形成‘风骨’”。这就是典型的“内容形式综合说”。大概是受了王达津观点的影响，舒直似乎觉得自己原先的说法有欠妥之处，于是在《关于“风骨”的解释》^[8]一文中，予以补充解释，认为：“骨”是文章的内容，但表达于形式；“风”透露于形式，但饱含着思想感情，“风”与“骨”有着水乳交融的关系，如果把它们理解为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那就很难正确理解刘勰的“风骨”论。很显然，舒直后面这种说法与王达律的观点实际上是一致的。

内容说  持这种观点者，以刘永济为代表。刘永济以“情”、“事”、“辞”这“三准”来归纳刘勰《文心雕龙》诸名，认为“风”属“情”，“骨”属“事”，属“辞”者则有“采、藻、字、响、声、名”等。言下之意，即“辞”指的是形式，“风”和“骨”则属于内容范畴^[9]。廖仲安、刘国盈《释“风骨”》^[10]一文中，说的更直接、更明确：“‘风’是情志，‘骨’是事义，两者都是文学内容的范畴。”这种观点是沿朱恕之之说而来，但说得更加具体明确。

风格说  上面四种说法，是就内容、形式诸因素，对“建安风骨”进行诠释的，而“风格说”虽然也基于内容、形式提出来，但这一解释的概括力显得更高。林庚在《陈子昂与建安风骨——古代诗歌中的浪漫主义传统》^[11]一文中，通过对“建安风骨”和陈子昂诗歌的分析，认为两者在浪漫主义风格上，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建安风骨”作为一个文学口号，不应该有别的解释，只能是指一种爽朗遒劲的风格。

在这第二个阶段，参加“建安风骨”讨论的学者较多，虽然意见未能取得一致，但对“建安风骨”内涵的挖掘是越来越深，概括力是越来越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建安风骨”理论研究的深入，也为第三个阶段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因“文化大革命”之故，学术界对“建安风骨”的研究，基本上没有涉及，从1979年起，关于“建安风骨”的讨论才又逐渐热烈起来。首先是王运熙打破沉寂，他在《论建安文学的新面貌》^[12]一文中，指出以前某些说法的不妥，认为“风骨”首先不是指作品的思想内容的充实健康，而是指一种明朗刚健的风格，是指作品的思想感情表现得鲜明爽朗，语言遒劲有力。这是对林庚曾经主张过的“风格说”的更明确的认定。

进入80年代，学术界对“建安风骨”的讨论更加热烈。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等单位于1980年11月在武汉联合召开了中国古代文论讨论会。除了别的论题之外，与会者专门就“风骨”问题展开了讨论。此后，讨论“建安风骨”的文章更多，有些从诗论的角度辨析，有些从美学的角度考察；有的从共时观考辨，有的从历时观论析；有些学者把“建安风骨”看作是对整个建安文学面貌的概括，有些则认为“建安风骨”只是建安文学的部分特征，而不是全部特征。总之，触角越来越来深广，研究方法也越来越多样。

牟世金从刘勰《文心雕龙》文质论入手，对廖仲安、刘国盈在20世纪60年代把“风”和“骨”都看作文学内容范畴的看法，提出异议，认为“‘骨’乃形式范畴，而非内容范畴”，“风”是对“情志”的要求，“骨”是对“言辞”的要求，“风”是指作者要有高昂的气志、周密的思想，并且能够鲜明而生气勃勃地表达出自己的思想感情，使作品起到巨大的教育作用。“骨”则是要用精当准确而端整有力的言辞，起到支撑全局的骨架作用，使文章写得有条不紊。可见，牟文对“骨”的解释颇有深趣，是前人所没有论及的^[13]。

赵盛德在《“风骨”新探》^[14]一文中认为，过去对“风骨”理论之所以出现许多分歧意见，是因为多从文学的角度去诠释所导致的，“风骨”应该属于审美标准。“风”“是以情感人，给予人们的是一种‘情美’”；“骨”“是晓之以理，以理服人，给予人们的是一种内在的‘质美’”。唐跃也认为，“风骨”不是文学批评概念，而是审美性判断概念。“风”偏重指一种飞动之力，“骨”偏重指端实之力。“‘风骨’就是飞动之力和端实之力的融合，就是指一种以飞动而不浮艳，端实而不凝滞为主要内涵的审美要求。” ^[15]这样的美学观，从另外一个角度对“建安风骨”作了新的解释，这对扩展人们的视野，开拓“建安风骨”的研究思路，应当说是有益的。

一般的学者都是从建安时期的诗歌特色来解释“建安风骨”的内涵．这是共时观。但是张可礼则认为，从古到今，人们对“建安风骨”的认识，一直争论不休，其缘故就是“同一个‘建安风骨’，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人那里，常常有不同的含义”，要正确地评价建安文学，就应当站在今天科学发展的高度，具体分析“建安风骨”概念的提出，分析“建安风骨”的内涵及其在不同时期的衍变，从而吸收其合理的因素^[16]。王力坚、吴云、张全生也赞成这种历时观，认为“建安风骨”应该是一个发展的、变化的历史概念^[17]，应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建安风骨”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内涵和变化^[18]。这种历时观，从动态的角度，科学地分析了“建安风骨”论辩的历史原因，不仅对研究“建安风骨”问题大有裨益，而且对探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第四个阶段，有的学者就沿着这一思路，对“建安风骨”、对建安文学作出了更为崭新的分析与总结。

“建安风骨”究竟是指建安文学的全部特征还是指主要特征，对于这一点，学术界也存在不同看法。傅生文是把“建安风骨”作为整个建安文学的时代精神、时代面貌来理解的，他认为“建安风骨”包括了建安文学所有优秀作品所体现出来的时代精神^[19]。郑孟彤不同意这种理解。郑氏对“建安风骨”先进行界定，认为“建安风骨”指的是建安文学中那些端直骏爽、慷慨苍凉的作品；然后以曹丕的诗歌为例，说明曹丕诗歌有刚健的，也有柔婉的，像《燕歌行》就是曹丕颇具特色的柔婉之作，这种柔婉之作不属于“建安风骨”，因此“建安风骨”不包括建安文学中多种多样的作品风格^[20]。可以看出，郑孟彤只是把“建安风骨”看做是建安文学的部分特征，而不是全部特征。从建安文学的创作情况看，郑孟彤的分析确实符合历史的客观实际。

20世纪90年代是“建安风骨”研究的第四个阶段，大部分学者基本沿袭旧说，但陈长义和孙明君的论述却很有新意。陈长义在《建安风骨与盛唐气象的美学定格》^[21]一文中，虽然也从美学的角度来解释“建安风骨”，但用的却是比较的方法。陈氏通过对“建安风骨”和“盛唐气象”的共性及个性分析，认为两者都反映了时代的美学特征，所不同的是：“建安风骨”的美学定格是“劲健”，”盛唐气象”的美学定格则是“雄浑”。陈长义的研究，把两个辉煌时期的诗歌联系起来，比较它们的异同，这对人们认识诗歌创作的发展规律，很有帮助。

孙明君与郑孟彤的看法一致，也是把“建安风骨”看作是建安文学的主要特征，而不是全部特征。但是，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认为“建安风骨只是建安诗歌与建安文学的一个层面，要全面准确地概括建安诗歌的整个风貌，必须另辟路径”。这个路径就是：用“建安风骨”来指称建安诗歌的部分特征，用“建安气象”来涵盖建安诗歌的总体风貌^[22]。孙明君的这种另辟路径，应该说是很有学术价值的。

从20世纪学术界对“建安风骨”的研究历程，我们可以看出，“建安风骨”的研究较少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学术发展基本上是正常的。从黄侃的论述开始，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前期，各种观点都能畅所欲言。虽然从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中期是一个空白期，但是从70年代末开始，研究工作很快纳入了正轨．并且迅速掀起了讨论热潮，人们对“建安风骨”的认识越来越明晰：即“建安风骨”是一种诗歌风格，是建安诗歌的主要风格。这就是20世纪人们带有倾向性的认识，这就是20世纪“建安风骨”研究的一个重要收获。

参考文献

[1]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

[2] 杨即墨《汉魏思潮及建安文艺批评》，《真知学报)第1卷第4期，1942年6月。

[3] 朱恕之《文心雕龙研究》，南郑县立民生工厂印，1944年刊行。

[4]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5] 陆侃如《<文心雕龙>术语用法举例》，《文学评论》1962年第2期。

[6] 舒直《略谈刘勰的“风骨”论》，《光明日报》1959年8月16日。

[7] 王达津《试说刘勰论“风骨”》，《光明日报》1959年9月13日。

[8] 舒直《关于“风骨”的解释》，《光明日报》1959年12月6日。

[9] 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中华书局，l962年版。

[10]廖仲安、刘国盈《释“风骨”》，《文学评论》1962年第2期。

[11]林庚《陈子昂与建安风骨——古代诗歌中的浪漫主义传统》，《文学评论》1959年第3期。

[12]王运熙《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13]牟世金《从刘勰的理论体系看“风骨”论》，《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4辑，1981年。

[14]赵盛德《“风骨“新探》，《艺谭》1983年第1期。

[15]唐跃《“建安风骨”是对建安文学美感特征的概括》，《建安文学研究文集》，黄山书社，1984年版。

[16]张可礼《如何理解“建安风骨”》，《建安文学论稿》，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17]王力坚《从三曹诗风看“建安风骨”的嬗变与发展》，《学术论坛》1988年第2期。

[18]吴云、张全生《建安文学研究述要》，《天津师大学报》1988年第2期。

[19]傅生文《“建安风骨”浅尝》，《建安文学研究文集》，黄山书社，1984年版。

[20]郑孟彤《建安风流人物》，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1]陈长义《建安风骨与盛唐气象的美学定格》，《社会科学研究》1994年第6期

[22]孙明君《三曹与中国诗史》，清华大学出版杜，1999年版。